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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  

2014-12-12 09:42:57|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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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帝富有天下,如何能薄葬

  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是第一位生前亲自定下薄葬方针,并且,死后确实也真正薄葬的皇帝。(见《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古语云:“富不学奢而奢,贫不学俭而俭。”贫穷的老百姓,饥寒交迫,生犹不易,死后只能薄葬,实属自然;皇帝“富有天下”,要什么,有什么,因此,皇帝薄葬,毫无疑问,极其不易。况且,封建社会的汉代,是一个鬼神迷信极为盛行的历史年代,人们包括皇帝在内,只要相信鬼神,就必然要考虑死后的“享受”问题,汉文帝要薄葬自己,这个关口又怎么过?


  古史记事简单,史书本纪中,叙汉文帝薄葬事,语焉不详。不过,如果仔细地读历史,这才看出,汉文帝的薄葬决策,乃是一个艰难的复杂过程。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 - 海阔山遥 - .

  二、与薄葬有关的两件事

  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一次,汉文帝游上林苑,皇后、慎夫人随行。慎夫人乃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妃子。平日在宫中用餐时,慎夫人总是与皇帝、皇后同席而坐。这回,在上林苑用餐,需要由上林苑值班的官员安排筵席。其时,袁盎为中郎将即皇家禁卫部队的将军,负责此事,便将慎夫人安排在一般妃嫔的席位上,不与皇帝、皇后同席。这样的安排,相对于慎夫人在宫中的用餐习惯,等于是降了一级。慎夫人因此发了火,在袁盎引她入妃嫔席时,当场拒绝入座。汉文帝看到袁盎怠慢了自己的宠姬,也火了,马上离席,准备回宫。一般而言,袁盎得罪了皇帝的宠姬,兼及皇帝,这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大事;但是,袁盎全不在乎,岂止不在乎,而且不依不饶,紧随在汉文帝后面,谏劝汉文帝说:“臣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乃是妃嫔,按皇家礼制,皇后是不应与妃嫔同席而坐的。臣既奉命安排席位,就不能不按礼制办事,陛-喜欢慎夫人,则可以厚赐之。陛下一旦因为爱慎夫人而失了尊卑之序,则适足以害之。陛下难道忘了汉家历史上‘人彘’之事吗?”(按,汉家历史上,吕太后刑戚夫人为“人彘”之事。)


  汉文帝听后,转怒为喜,召慎夫人告之。慎夫人也觉得袁盎之语,对自己甚为有益,于是,慎夫人赐袁盎金五十斤。


  另一件事情,则见之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有一次,汉文帝驾临自己未来的陵墓霸陵。霸陵北侧近于灞水,汉文帝站立在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不免伤感。其时,前述慎夫人,从行于霸陵。汉文帝登高望远,指着山下的新丰道,对慎夫人说:“这是去邯郸的道路啊!”于是,汉文帝命慎夫人鼓瑟,自己则依瑟音而歌,“意凄惨悲怀”;歌毕,汉文帝对随行群臣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旧棉絮和以漆,嵌在石缝里,如此建成的陵墓,岂可动哉!”左右都说:“皇上说得真有道理!”此时,中郎将张释之上前一步,对汉文帝说:“如果陵墓中有可欲者,哪怕把整个南山全部用铁铸起来,终于还有缝隙可乘;如果陵墓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汉文帝称赞张释之说:“说得好!”


  关于他们君臣间的这段谈话,需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汉皇期是建立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的。在我国历史上,凡农民起义的乱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盗墓活动。一方面,农民军一哄而起,军饷缺乏来源,盗墓所得往往就成为解决军需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社会秩序混乱时,一般缺衣少食的民众,也往往会自发地成为盗墓者。据《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向谏劝汉成帝厚葬的上书中说:“秦之惠文、武、昭、庄襄等王,皆大起坟丘,埋藏金宝,结果均遭发掘暴露,甚可哀也。”秦国在战国时期乃是强国,国内生活一直富足、稳定,且又实行法家的严刑峻法,所以,秦国历史上诸王陵墓被盗之事,只可能发生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期间。这就确切地说明了,在秦末的盗墓热潮中,秦国诸王之墓均难幸免。汉文帝君臣,多是经历了那场农民大起义的人,对此当然记忆犹新,说不定一些参加过起义的人,自己就盗过墓。所以,他们才会谈及这样一个既尖锐而又伤心的敏感话题。至于张释之的话,则是从老子《道德经》中的“不见可欲,其心不乱”,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化用于帝王陵墓的葬礼原则上,从而明确提出了薄葬的思想。汉初自汉高祖用儒生陆贾之言,实行儒、道结合的无为政治,至曹参为相时,进一步向道家的无为思想倾斜。皇帝与大臣们大致都熟悉道家之学,汉文帝亦精于儒、道两家学说。所以,对张释之的话汉文帝一听就明白。


  关于汉文帝指着山下的新车道,对慎夫人说“这是去邯郸的道路”一语,也要稍作说明。慎夫人是赵地邯郸人,邯郸乃战圉时期赵国的都城。《史记·货殖列传》,述及赵地风俗时说:“女子则善于鸣琴鼓瑟,穿着拖鞋、踮着脚走路,游媚贵富,入后宫,偏诸侯。”汉文帝在当皇帝之前,曾为代国的分封王,代国即处于原赵地,估计慎夫人当是此时选入后宫的,鼓瑟自应是她的出色当行。


  汉文帝为什么指给慎夫人看去她家乡的道路呢?史书上没有说,其实,这一动作,颇有深意,容后补述。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 - 海阔山遥 - .

  三、汉文帝取消诽谤罪

  前面说的两个故事,全部引自正史,意译成为白话,并无丝毫加工。袁盎在汉文帝面前,顶撞汉文帝宠妃,且其谏劝之语又涉及汉文帝死后宠妃命运,甚至语及“人彘”,此语对皇帝、皇后、宠妃三方面,都是大忌;张释之所论,亦为汉文帝死后葬礼大事;且俩人讲话中,都明确批评了皇帝的观点。何以俩人讲话,如此了无顾忌?


  这是因为,汉文帝治下的汉家朝廷,虽然确是封建朝廷,然而又是一个由汉文帝自己公开下诏书取消了诽谤罪的封建朝廷。所以,在汉文帝治下,大臣们对皇帝上书、说话,十分随便、自由。


  为了讲清楚我们所述事件来龙去脉,先说一说汉文帝取消诽谤罪之事。


  此事源于汉初大思想家贾谊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后人称之为《治安策》。


  汉文帝即位后不久,就下诏要求大臣们推荐士人到朝廷,由汉文帝出题目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做法,称为对策。策,即皇帝所下的提出问题的诏书;对,即被推荐上来的人们,回答皇帝问题的上书。由此,选拔出了一批在治国问题上确有高明见解的战略人才,贾谊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贾谊的《治安策》,提出了许多有远见的治国方案,对汉代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稳定、巩固作用极大,因与本题无关,从略。只讲《治安策》中有一段话,先是提出问题: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统治时间都相当长久,而秦代却是二世而亡呢?自己回答说,这是因为,三代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注重对太子的道德教育,所以太子长成而为君主后,普遍道德水准较高;而秦代否定礼义,在整个社会风俗上,提倡刑治,反对道德教育,所以秦代的皇帝没有道德修养,亦即无道。文中强调说,三代官职中,有太保、太傅、太师,还有少保、少傅、少师,“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选天下的正派±人中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辅佐之”贾谊打比喻说,太子经常与正人君子生活在一起,自己也就不可能不正派,犹如生长于齐地就不能不说齐语一样;如果经常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就不可能成为正派人,犹如生长于楚地也就不能不说楚语一样。


  《治安策》中还有以下一段话:


  “及太子既冠成人(古代男子年二十,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史官要记载太子的一言一行,当然也要记载太子的一切过失),撤膳之宰(厨师长看到太子有过失,就撤去应该供应太子的膳食,以表示提醒之意),进善之旌(传说帝尧时命使者以旌旗引导民众提出好的建议),诽谤之木(解释见后),敢谏之鼓(朝廷设鼓,谏劝君主者可以击鼓进谏),瞽史诵诗,工诵规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悔;化与心成,故中道(中庸之道)若性。”


  贾谊所说的,关于皇帝、太子要受到周围的人们一系列监督的观点与制度,都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国语》、《左传》等书。其中隐含了一段历史公案:原来,三代是并没有诽谤罪的,诽谤罪乃是秦代增加的酷刑。


  在我国远古的夏、商、周三代时期,“诽谤”二字,原是个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都曾说到,远古的帝尧时期,曾经在皇宫门口,竖起一根“诽谤之木”,木头上钉有一块横板,专供百姓在上面书写对国家政事缺失的意见。那时期的“诽谤”二字,就是指对政事提出的批评意见。据汉代大儒郑玄之说,诽谤之木,即后来皇宫门前的华表,亦即今日天安门前的华表,所以华表上仍有一块横板。


这就是说,直到周代后期,春秋战国,“诽谤”仍旧是褒义词。“诽谤”二字,从褒义词转化成为贬义词,则是从秦始皇当政时期开始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天下后,丞相李斯上书说,皇上已经统一天下了,但是,还有许多治私学的人,对皇上的诏书不服气,“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心里反对诏书,即所谓腹诽),出则巷议(在里巷中群集非议诏书)……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如果不禁止私学对于政事的议论),则主势降乎上(就会使皇帝的威信下降),党与成乎下(下面的臣民结党成派)。禁之便。”秦始皇批示:“可。”从此就有了诽谤罪。秦代犯诽谤罪者,按法,当死;在斩首之前,还要先割去舌头。(见《汉书-刑法志》)“诽谤”二字,也就从此成了贬义词。

  汉承秦制,汉皇朝建国伊始,诸事草创,基本上模仿秦代政治制度。相国萧何将秦法稍加删减,就成为汉法。所以秦代若干严刑峻法包括诽谤罪,在汉初都保留进汉法了。


  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意见,于汉文帝二年五月,下了一封取消诽谤罪的诏书: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臣民对治国的意见可以通达地进入朝廷)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怎么能做到吸引远地的有才能的人来朝廷参与政事呢)?其除之!


  “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民众起先共同咒骂皇帝而后又相互揭发出来),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咒骂皇帝与诽谤皇帝一概不治罪)。”(见《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去除诽谤罪,乃是恢复三代的开明政治传统,清理汉法中保留下来的秦代酷刑。《周易·蛊卦》云:“干父之蛊”,“承以德也”,意谓改掉父辈的错误,正是从道德高度来继承父业。汉文帝纠正了汉高祖由于文化素养和执政经验不足而留下的失误,是很了不起的。


  取消诽谤罪,乃是袁盎、张释之能够肆无忌惮地对汉文帝表达不同看法,敢于诔劝、顶撞汉文帝的必要前提。无此前提,薄葬等类一切善政也就都无从谈起了。


  四、墨家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我们今人冷静思考张释之的意见,所涉及薄葬问题,相当复杂。前面说过,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人在死后有无鬼魂,还需要享受与否的“现实”难题。当然,汉文帝的生活俭朴,是十分出名的。《史记·孝文本纪》说:“孝文帝从代(国)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尝欲作露台(相当于今之阳台),召匠计之,直(费用需要)百金(黄金百斤)。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相当于中等民众家庭十家的财产),吾奉(继承了)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着绨衣(黑色粗绸衣服,价格低于一般富人所穿的绸缎),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长度不得拖到地面),帏(帐)不得文绣(刺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不过,生前俭朴,固然难能可贵,却又与死后有所不同。因为这是有能力享受而不享受;死后究竟还剩下多少权力,如有匮乏,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如何是好?这是相信鬼神的任何普通人,都会产生的问题,何况帝王!


  史载,汉文帝是个读书非常认真、勤勉的皇帝。《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说,汉文帝时,传习儒家《尚书》之学的学者甚少,有一位济南的伏先生,年九十余,不便征召到朝廷来为汉文帝讲课,汉文帝于是交代太常(九卿之一,礼官)派博士晁错专门去济南,向伏先生学《尚书》,学成后,再回朝廷转述给汉文帝。仅此一事,可概其余。估计,此时的汉文帝,必当认真研读前人典籍,寻找这一思想矛盾的出路。


  我们现在不妨回顾一下先秦诸家之学。儒家的礼,是主张尊卑有序,按级别享受各类待遇的,并无主张皇帝薄葬的观点;阴阳家迷信,亦不可能主张薄葬;法家主张君主独断、尊君卑臣,国君的葬礼也要体现尊君思路,观于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国国君普遍厚葬可知。秦始皇的厚葬,则不仅史有明文,且今有秦俑可作证明;只有墨家,是唯一主张薄葬的先秦学派。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在汉初已无代表性人物与著作。汉文帝是否读过墨家著作,史籍亦无明确记载。不过,汉初丞相萧何尽收秦代皇家典籍,秦代焚书坑儒,朝廷藏书一概未烧,其中当有先秦墨家著作,况且秦代皇家典籍中必有《吕氏春秋》,这本书中确有专章,明确记载了墨家的薄葬观点;又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以儒学为主、兼通百家之学的陆贾,在汉初曾经为汉高祖及一批大臣讲过课,其讲稿《新语》至今犹存于世,其中以无为政治为纲,也吸收了墨家的尚俭薄葬观念;陆贾讲课时,汉文帝可能就在当场,况且《新语》讲稿必存于宫中,汉文帝对陆贾讲课内容必当研读。所以,他对墨家学说有所了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另外,墨家有在民众中秘密结社的传统,所以,墨家思想在农民起义军中,很自然地具有某种民间传承渠道。有一个确切的旁证,就是在汉高祖这支农民起义军中,有明显的墨家选举领袖人物的思想影响。原来,刘邦初为沛县农民起义军领袖,就是由起义的头面人物们共同推选出来的;刘邦当上皇帝,也是由当时共同战胜项羽的同盟诸侯们选举出来的。《史记·高祖本纪》说,汉五年(前202),项王既灭,诸侯和将相们公推刘邦为帝,刘邦谦让三次后,才即帝位,“本纪”中还保存了一封楚王韩信等诸侯们,共同推选汉王刘邦为皇帝的劝进书:


  “大王陛下,先时秦为无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分封了一批诸王)。地分以定,而位号比拟(但是汉王刘邦自己也不过是一位分封王,和诸王的地位相等),亡(无)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此处劝进书引文,为文言文,让我们用白话文解释一下。书中说,当时还是身为汉王的刘邦,灭秦之功,过于其他诸侯;而且又是由刘邦封其他诸侯为王的,如果刘邦自己也只是汉王,一来“无上下之分”,二来其他被封的诸侯们,也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只有刘邦被推选为皇帝,大家才安心。上书中最精彩的,就是开头的“大王陛下”四字的称呼:论此时刘邦的汉王身份,则当称大王;论将要被推选成为皇帝以后的身份,则当称陛下。单称大王则未能顾后;单称陛下又显得超前。只能混而统之,“大王陛下”一锅煮,堪称千古绝妙称呼。这封劝进文献,留下了农民起义军中选举皇帝的明显记录。


  不仅如此,汉初政治生活中,还有另一次选举的记载。在吕太后既死,大臣们尽诛吕姓外戚以后,皇帝也是由大臣们从汉高祖的子子孙孙中选拔出来的,参加选拔者有在京大臣、刘姓在京宗室,甚至连在京宗室的妇女代表,如汉高祖的长兄刘伯、次兄刘伸的妻子,竟然也都参加了选举活动。选举过程在《史记·吕太后本纪》中记载得十分详尽,前已说过,不重复。


  在汉文帝登上皇帝宝座,大臣们上书劝他立太子时,汉文帝还下了一封谦让的诏书,诏书中再一次明确提出,应该在楚王、吴王、淮南王等宗室诸王中,选举皇帝:“今不选举焉,而日必(传位于)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后来,因为大臣们一再坚持传子,汉文帝这才立了儿子刘启为太子。汉文帝这封诏书,显然并非异想天开,而是与前面一系列选举天子的史实,相映成趣的。

  选举天子的理论,在先秦诸子中,仅见于墨家著作中。《墨子·尚同上》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政长即正长,谓首脑人物),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汉初农民起义军领袖出身的刘姓皇族和大臣,一而再、再而三地选举天子,有实践,有理论表达,这一旁证,显然说明,在他们的思想倾向中,有着墨家“选举天子”理论的重要影响。


  先秦诸学派中,墨家具有代民众立言的倾向。选举天子的观点,实际上只不过是下层民众组织在推举领袖中的做法,兼之以下层民众良好愿望的某种理论表达。但是,恰好刘邦的这支农民起义军中,多数领袖人物来自下层,比较容易接受这类理论;并且,因着某种特殊的历史机遇,“选举”坚持了好几代,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奇观。这也就为我们观察墨家思想对汉初开国政治家们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我们还可以再举另一个旁证,就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曾于景帝后二年(前155)四月,下了一封有名的尚俭诏书,诏书一开头就说:“雕文刻缕(奢侈的建筑、船、车),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奢侈的衣服),害女红(纺织)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见《汉书·景帝纪》)而后从这一看法出发,提出了尚俭、积蓄、重农、薄赋、检查官吏职责等做法。诏书开头的这段话,实为全诏纲领。我们若是查一查这段话的出处,正是在《墨子·辞过》篇中:“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缕,女子废其纺织以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缕,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左右臣僚们都效法君主的奢侈),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裒(众)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这说明,汉景帝必是认真读过《墨子》的。


  这两则旁证说明,汉初皇室自汉高祖至汉景帝,均受过墨家思想影响。今之论者,常以《汉书·艺文志》为例,说明汉初墨家思想已经消歇衰亡。其实,汉初大思想家们的著作,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治安策》等,都已吸收了墨家尚俭思想,再加以汉初诸帝的政治举措,亦均见墨家影响。治思想史者,当将文字记载与政治举措联袂而观之,始能得其全豹,而不致偏于一隅也。据此背景,再来看先秦时的薄葬之说,亦仅见于墨家著作,《墨子·节葬下》说:“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日:棺三寸足以朽体(供死者在棺中腐朽),衣衾三领足以复恶(遮盖死者身体中不应露出的部分);以及其葬也,下无及黄泉(不为地水所浸),上无通臭垄(腐烂后的臭味不致透出地面),(其深度)若三耕(深耕)之亩(田地),则可矣。”由此可见,汉文帝薄葬的理论根据,只能是出于墨家著作。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 - 海阔山遥 - .

  五、“尊天明鬼”与主张薄葬,岂不自相矛盾


  墨家学派成员,大多来自下层,总体文化层次偏低,除墨子本人以外,没有再出过什么有分量的学者,不像儒、法、道等诸家,拥有大量知识阶层的成员,人才辈出,由此,墨家的理论体系未经反复琢磨,比较粗糙。即如薄葬思想,马上就和墨家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尊天明鬼”,发生了矛盾。大致凡能够流行于下层民间的学说,往往必有迷信倾向,观于佛教、道教及世间的宗教便可知。这就是《周易》中说的,“圣人以神遵设教”。在墨家看来,“尊天明鬼”既能吓唬统治者,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又能威慑民众,使其向善,一举两得,有利于百姓;另一方面,墨家提倡薄葬,也是为了使上层取之于民者少,亦有利于百姓。但是墨家学者却没有想到’人死后若有鬼,便自然也要享受,“尊天明鬼”同薄葬的说教,就发生了矛盾。于是,如果某位政治家真的想实践薄葬时,矛盾就会随之而来,绕不过去,乃有汉文帝向当时的大学问家贾谊请教鬼神之事。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生征(召)见。孝文帝(汉文帝)方受嫠(祭祀神灵以后,祭祀用过的食品,称福食,因为这些食品沾上神的福祉了;皇帝接受福食,也就是接受了神的保佑,口叫做‘受嫠’),坐宣室(汉代皇帝在宫中接见大臣之处)。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乃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日:‘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这则记载,颇堪咀嚼。汉文帝“受嫠”,可见此次汉文帝接见贾谊,乃在祭祀之后。推神及己,不免想到死后陵墓之事,情出自然。“前席”,即古人席地而坐时,移动膝部靠近对话者,是听言专注之状;加之汉文帝自以为学问不及贾谊的赞叹之语,则又可见,贾谊的论鬼神,打动了、说服了汉文帝。只是《史记,孝文本纪》叙事简略,贾谊对汉文帝说了些什么,全无记述,好像是给人们留下了千古疑问。其实,司马迁《史记》的叙事风格,乃是各篇之间、同篇之内,相互照应。略于此处者,往往详于彼处。贾谊对鬼神问题的看法,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同篇所录贾谊写的《鵩鸟赋》中,即有交代。


  鵩鸟,乃楚地一种形状有如猫头鹰的鸟,俗谓见此乌者不祥。贾谊其时为长沙王太傅,见鵩鸟入室,因作此赋。《鵩鸟赋》全文较为古奥,引出来会把读者弄得兴趣索然。但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它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大意谓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对于生死之事,听其自然),乃与道俱(就合乎天道了),见鵩细故(小事),无足忧虑。其外生死、顺造化之旨,乃得之于庄生(庄子)。”这也就是说,《鵩鸟赋》中,讲的是一种“外生死、顺造化”的,不在乎生死、顺平自然的,亦即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鵩鸟赋》中有警句云:“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我们若将它与老、庄的思想,作一对比,便知鲁迅先生概括的精确性:《老子·道德经》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大宗师》说,“夫大块(大自然)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其义均与《鵩鸟赋》中的这两句话相近。可见《鵩鸟赋》所述的,正是道家的唯物主义生死观。


  从汉文帝所说的,“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一语,说明汉文帝读书,也是认真、广博的,这是一位大有学问的皇帝。但是,如前所述,贾谊所论的鬼神之事,本于老、庄,就其观点而言,正是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体系出发,深刻剖析了生死鬼神之事的,无怪乎汉文帝要佩服得“前席”以倾听之了。


  这也就是说,贾谊帮助汉文帝以道家的顺其自然的唯物主义生死观,过滤了墨家“尊天明鬼”的唯心主义鬼神观。


  于是,汉文帝的疑问乃得以冰释,他终于在死前下了一封流传千古的薄葬诏书,诏书一开头,高屋建瓴,首先讲的正是道家的唯物主义生死观:“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无)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甚可哀!”将这段话与前述鲁迅先生所概括的《鵩鸟赋》的内容,以及前引《鵩鸟赋》警句相对照,便知贾谊对汉文帝的正面影响。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著名诗作《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诗的一开头,就将贾谊称为“逐臣”,已经暗中包含了诗人对汉文帝的批评态度。其实,贾谊在汉廷,对策后一年内就从博士而升至为太中大夫,中层官僚中之最高职务,提拔应该说是相当快的。但是,汉初是一个重军功而轻文人的时代,有军功的大臣们,都看不惯贾谊的火箭式升迁,纷纷反对,汉文帝没有办法,于是任贾谊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王国乃是西汉时期最小的分封王国,不起眼,但是,分封王国的王太傅,却又是二千石高官,比起太中大夫来,则是从中层官僚跃上了高官的台阶。所以,汉文帝这一着棋子,正是以避开大臣阻力的方法,将贾谊提拔成为高层官僚,并且将他“储蓄”在分封王国,以便日后重用。由此可见,李商隐称贾谊为“逐臣”,这就不免有些罗织了。


  罗织的目的,自然着重在诗的最后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苍生”,指国家利害、民间疾苦;“不问苍生”,却是问鬼神之事,这就和首句的“逐臣”呼应起来了:才华与格调无与伦比的贾谊,成了远谪长沙的逐臣,好容易召见一次,却又不问苍生、只问鬼神。诗的主题,油然而出:这是一个不关心苍生而只是迷信鬼神的糊涂皇帝,对照前面的叙事,我们知道《贾生》一诗,固然是传诵千古的名作,然而它对于汉文帝而言,却又铸成了影响直达千年的冤案,应该平反。当然,李商隐写《贾生》,其意并不在汉文帝,而是意指那些“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唐代皇帝们,所以我们也不必否定《贾生》的意义与价值,只是顺便为汉文帝说几句公道话而已。


  六、“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薄葬之策影响深远


  汉文帝的薄葬诏书,还从唯物主义生死观的高度,批评了世间的厚葬之风,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死后,绝不能厚葬以增加民众的麻烦与负担“当今之时,世咸嘉(喜欢)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厚葬费用过大因而破坏了家业),重服以伤生(服丧、哀悼的时间太长,影响日常生活),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对百姓没有恩德、好处,谦词);今崩,又使(百姓)重服久临(哀悼的时间太长久),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意指破坏了民众的正常生活规律),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


  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当前社会上盛行着厚葬的风气,在死者身上花费太大,使生者贫困,自己是不赞成的。这就明确地表示了,他自己的薄葬,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为了要带头形成一种尚俭的社会风气。第二层意思是说,自己对百姓没有恩德、好处,所以,死后不仅应该薄葬,而且不应让民众长久地哀悼,以免对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样看来,这一位皇帝真是了不起,这两条,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考虑怎样做才对民众有利!人在快要死之前的想法,最能反映出他的胸襟与抱负。可议毫不夸张地说,这才是一位胸怀坦荡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皇帝!


  在此前提下,诏书乃十分简便地规定了自己死后的治丧规格: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据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王制》,天子治丧,有‘三年之丧’之说,对于一切‘吏民’而言,汉文帝将它简化为三天了)


“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完全不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


  “自当给丧事服临者(指亲属、大臣),皆无践;(不要赤脚。赤脚是一种儒家的治丧礼节)


  “緻带(麻布腰带)无过三寸(这是节约财富),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根据汉制,一般有功的大臣死后,往往由天子下诏,‘发轻车介士,、亦即车辆及兵士送丧,此类记载常见于列传中;这里明确提出,自己的丧礼不许用这类礼节。至于不准组织百姓哀哭,更见其自信与远见)


  “宫殿中当临者,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哭;(把悼送死者的礼节简化)


  “已下(已葬),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儒家的三年之丧,在三十六个月中,有关亲人,要按礼制规定,穿备类孝服。这里,汉文帝将每月简化为一天,共三十六天)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据《史记·孝文本纪》所述,汉文帝生前就规定了,‘治霸陵均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铁为饰,不起坟’这是怕后人增高坟地,葬入金银器饰,特作交代)


  “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二月,‘出汉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已经预示了自己死后放归妃嫔的意向。此次死前遗诏,又明确指出:在他死后,宫中夫人以下,一直到少使,都让她们全部回到自己家中与家人团聚。据《汉书·外戚传》,汉文帝时宫中妃子的等级,除皇后以外,最高的就是夫人,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加上夫人,一共是七个等级;又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所载贡禹的上书,汉文帝时,后宫连妃嫔加宫女,总共不过十余人,与后世的三宫六院,大不相同。虽然全部放回,牵涉的面,亦不甚大。但是,这一规定却说明,汉文帝已经明确交代了,自己死后,除皇后外,其余所有的妃子包括自己十分宠爱的慎夫人,一律放出皇宫回本家。这一做法,就和前述袁盎谏劝之语,以及汉文帝视察霸陵时,向慎夫人指出新丰道是去赵地道路之事,呼应起来了。这说明,放出妃嫔,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如果我们对比今天已经初步发掘的秦始皇陵墓边缘部分秦俑所表现出的可惊的厚葬情况,那么,汉文帝此诏,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大手笔}

  汉文帝的薄葬,影响了后代许多有见识的皇帝们,如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魏武帝曹操、唐太宗等,不详说。只举一例,据《旧唐书·太宗纪》,唐太宗也在死前提出了明确的薄葬方案,其薄葬规格,实不让汉文帝专美于前;有趣的是,唐太宗下薄葬诏书前夕,还专门祭奠了汉文帝。你在汉来我在唐,隔代祭奠为哪桩?唐太宗是一个熟读史书的皇帝,这大约可以肯定地说明,唐太宗的薄葬,乃是读了《史记》、《汉书》中有关汉文帝薄葬史事后,学习、效法前贤的结果。


  七、感慨之一:传统文化是使人向上的


  说完了汉文帝的薄葬情况,不禁感慨系之。


  我们仔细观察汉文帝薄葬决策逐步形成的过程,就可看出,中国历史上的诸家学说,儒、道、墨等,在这里综合发挥了作用。


  首先,是儒家主张士人自由议政、取消诽谤罪的理论,在汉文帝朝中,皇帝与臣僚之间,有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大家都可以自由、随便地发表看法。


  其次,是道家“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的归于自然的高层次的俭朴思想,让他从防止盗墓这样一个具体的担心,上升到一个由皇帝来带头尚俭薄葬、示天下以俭朴的理论高度。担心盗墓,乃是任何普通百姓,或是任何富贵人家的共有忧虑,乱世之后,更是如此。而若是从有利于治国安民的学术思想高度加以提高,则不是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了;也可以说,甚至封建条件下的绝大部分政治家,都是做不到的。或者说,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们,往往习惯于取得高于制度规定的享受,即在今日,住房、用车超过制度规定的干部们,在在有之。低于制度规定,甚至远低于制度规定,就需要学养,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皇帝尤其不易。在这里,因为汉文帝勤于读书,所以汉文帝身上的传统文化学养,起了关键作用。


  再次,墨家薄葬与“神道设教”的矛盾,是绕不过去的。这又需要以道家的唯物主义生死观来过滤墨家的鬼神观。这里,汉文帝向贾谊这样的思想家不耻下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汉文帝自认为什么都懂,兼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贾谊只能诚惶诚恐,高唱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肯定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在这里,儒家的中庸之道、天高听卑、吐哺握发的思想。又在隐约地却也顽强地起着作用。


  从这一薄葬决策的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乃是综合地发挥作用,使人们道德崇高、人品高尚起来的文化,包括对皇帝这样的,在某种理论表达中,被称之为“地主阶级头子”的人物,同样可以由传习传统文化而变得高尚起来,甚至可以说“大公无私”起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传统文化是能够使人高尚起来呢?还是使人们复辟倒退呢?本来,在中国的传统理论中,这本来不成问题。但是,曾几何时,一种所谓从阶级分析出发的,认为传统文化均为糟粕的怪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造成的不良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汉文帝身为皇帝,通过传习先秦诸子而得以思想净化、纯粹、高尚起来的例子,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呢?


  八、感慨之二:重读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


  鲁迅先生在《拿破仑与隋那》一文中,比较了“杀人不眨眼”的拿破仑与发明种牛痘以救世的隋那以后说,拿破仑远较隋那出名和受人恭维。先生对此十分感慨,并且说:“这看法若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今天我们重温鲁迅先生这段话,不禁感慨系之。


  秦始皇的厚葬,古今罕见。他预筑自己的骊山皇陵,动用天下服徭役的民众七十余万人,一筑就是几十年,终于官逼民反,国破家亡。对这样一个残暴的君主,竟有人全然不顾历史事实,拼命吹捧,歌唱武力,颂扬强权,完全背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主义与中庸和谐原则。


  其实,在汉文帝薄葬背后,还蕴涵着深刻的唯物主义生死观,对于后人而言,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唯物主义历史教材。


  霸陵就在西安,离秦俑并不太远。我们能不能也在霸陵开辟一个具有深度传统文化教育与尚俭教育的旅游点呢?如果让所有已经做官和将要做官的人们,都去拜访一下汉文帝的陵墓,了解这段历史故事,或者能对遏制不正之风,多少会有些裨益吧!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薄葬的汉文帝 - 海阔山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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